古代户籍高考政策 清朝竟也有高考移民 在一些地区想考秀才比登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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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清朝竟也有高考移民 在一些地区想考秀才比登天难
• 2、高考移民300年前的“高考移民”
• 3、古代的“异地高考”：白居易曾跑到安徽参加科考

清朝竟也有高考移民 在一些地区想考秀才比登天难

何谓“学额”：政治资源的空间分配

清代学额，简单一点讲是指童子试（院试）录取的府州县生员（俗称“秀才”）的名额。清代科举制度基本沿明制，但是吸取明代的教训，对学额制度进行改革。它对各级学校每一科录取的新生实施限额。考生没有取得功名之前称为“童生”，考生入学后称“生员”。生员分为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廪生、增生是岁科两试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廪膳费，刚录取入学的生员称附生。

中国古代学额制度是政治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载体。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资源和权力在基层的分配。清代“科举必由学校”，然入学有定额，即学额所限。正因如此，在清代，学额堪称第一等重要的社会资源，成为各地、各方争夺的目标。秀才是清代基层绅士的主力，入学，成为秀才（生员）是获得进身和入仕的第一道门槛，意味着摆脱了“民”的身份，拥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

顺治九年，各地学宫立卧碑文：“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康熙九年，礼部题准给予生员一些优恤政治待遇：“生员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事讼小事，发学责惩，不得视同齐民，一律扑责。”

清朝的最后一位科举人钟毓龙谓：“秀才对长官，别于平民者三事：一、但须长揖，不必下跪。二、自称生员，不称小底。见知县称父台，见知府称公祖，不称老爷、大老爷。三、非先咨请斥革，即犯法亦不能用刑。”虽然生员见知县、知府可以不称老爷，但平民百姓却必须称生员为“老爷”，所谓“举贡生监，无不老爷”。成了生员就意味着步入绅士阶层。同时，若进一步参加科考，中了举人，则进入官绅阵营。举人之出路，自以得中进士为正途。若会试屡屡不中，则尚有两出路，谚所谓“头顶知县，脚踏教官”。

正因为如此，众多士人耗尽毕生精力也要入学。据张仲礼统计分析，19世纪平均一个县的童生数要略高于1000人而学额却只有区区几十。

分配原则：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

学额的重要性已如上述，清 *** 对于各府州县学的定额原则，在《学政全书》、《会典事例》等政书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顺治四年，定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为大、中、小学。”商衍鎏先生结合自己科场切身经历写成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则加上了钱粮丁口，称：“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 并在《序例》中说清代科举制度“多承明制”。清人福格亦曰“按其地文风盛薄而定”，并谓“考此制准乎明季之法”。文风高下的内涵除了指中举、中进士人数，还包括应考童生人数，钱粮丁口则指地方的人口和所交赋税。

学额的分配

清代对学额的厘定始于顺治四年。据嘉庆《钦定学政全书》载，该年“定直隶、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同时还确定廪膳、增广生员的数量：“直省各学廪膳生员，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卫学十名，增广生员名数同。”当时清廷入关不久，百废待兴，这一额度可能有点过于优待，因而仅过10年便对此做出了调整：“顺治十五年题准，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小学或四名或五名”。但这次调整似乎又有点过于苛刻，尤其是对低端的学校，于是12年之后做了第二次调整：“康熙九年题准，各直省取进童生，大府州县仍旧，中学十二名，小学或八名或七名”。这次调整虽然只针对小学，但其额度增幅较大，对于提升文化的普遍水准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康熙的这次调整看来还是比较有成效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雍正才又重新调整：“雍正二年奉上谕：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六十年来，山陬海蹋莫不家弦户诵，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其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此后，清代各府州县学额等级总例没有变化。

此表反映的是全国总体的情形，就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论，上述总例基本上不起太大的作用。正如李世愉先生所言：“由于各地文化事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实际上的学额在某些地区还是有差异的。”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国朝顺治五年定额，府学六十名。”不仅府学，顺治五年江南各州县的入学额例也与上述全国总例有所不同。乾隆《江南通志》载“大学四十名，中学二十五名，小学十二名”，中、小学均较全国总例稍低。

而当顺治十五年全国学额大幅下调之际，江南一带明显表现出了较高的相对水平。乾隆《江南通志》载，该年“定额府学二十名，大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八名”。与全国总例相比，府学、大学、中学相同，而小学高出接近翻倍。不言而喻，就学校数量而言，各类学校中为数最多的正是小学。江南一带学额总量之偏高可想而知。康熙九年全国学额总例稍有反弹，唯一的变化正是将小学由4-5名提高到7-8名，亦即以江南此前的水平作为全国通例。

康熙二十八年，在全国学额总例并无变动的情况下，江浙的学额再次上浮。据《钦定学政全书》所载，该年奉上谕“江浙人文繁盛，增广入学额数”，结果议准“小学十二名，中学十六名，大学二十名，府学二十五名”。这一调整等于已经将半个世纪后的学额上调幅度提前兑现了一半。而后来那次学额上浮，并非全国整齐划一，其适用范围只是“人文最盛之地”；从乾隆《江南通志》的记载可见，这一带正是该政策的实施地区。 新橄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总例”、“通例”只是一个政策性的平台，并不是决定学额实际的唯一因素。在这一基础上，还有两种措施可以导致学额的增广。其一是恩广，即每当朝廷有大典或喜事，由皇上下恩诏临时增广一定的学额。另一是捐广，即当国家危困、需财孔急之际，往往通过开捐的手段让地方输财以增广学额，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规模的捐广学额。

学额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又是 *** 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手段，要提高取额等级十分困难。整个清代，除制度性的普调外，极少地方能提高取额等级。与此同时，不提高学校等级，仅增加学额少许，也绝非易事。然增广学额是各地的普遍愿望，只要有机会，如辖境调整、户籍变更之类，各地都会充分利用，务求增广。

高考移民300年前的“高考移民”

早在古代，"高考移民"这一现象并非现代独有，而是早已有之，只是当时的术语为"冒籍"，即考生冒充他地籍贯参加考试。宋朝之前，冒籍现象并不常见，但宋初，举人落榜者有机会申诉，重试机会较多，这被称为"还魂秀才"。明朝时期，科考政策的调整导致了防备士人的严格，尤其是科考分为了南、北、中三卷，以平衡地区间的学问水平。

《明史·选举二》记载，明朝南卷录取名额多于北卷，以应对南人文采的优势。然而，这种政策下，南人冒充北人应考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万历野获编》所载，尽管冒籍禁令严格，但仍有南人冒充北人，一旦被发现，已中式者会被取消资格，未中式者终身不得再考。然而，处罚有时并不严厉，如成化年间章纶儿子章玄应冒籍事件，虽被发现但最终仍获再考机会。

与现代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差异类似，古代的南北卷制度导致了"高考移民"的出现，这是对公平性的挑战。现代高考移民现象的数量远超过古代冒籍，这引发了关于公平和解决问题的思考。单纯依靠阻止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深入理解这一规律，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以维护高考的公正性。无论是古代的冒籍，还是现代的移民，都反映出人心中对更好机会的追求，这是否意味着人心的亘古不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扩展资料

高考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既有教育的内部原因，也有教育的外部原因。从教育内部来看，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在高考中的一种集中反映或者说集中体现。这种现象是部分考生为了达到上大学或者上好大学的目的，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途径，向录取分数线比较低、录取率比较高的省份流动。从教育外部情况来看，主要是个别省份的户籍、学籍制度管理不严，给有些人有了可乘之机。

古代的“异地高考”：白居易曾跑到安徽参加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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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高考生不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高考，而是到另一个地域去高考，被称为异地高考。当今的异地高考，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另一方面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因为异地高考可能会有低分录取的优势。

其实，异地高考并非当今的产物，幅员辽阔的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异地高考”。

从隋唐起，以科举制取代察举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然而，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首都即京兆府（长安）录取的名额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这在柳宗元的《送辛生下第序略》可见：“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东南州进士取解者，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

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1，录取率高的州10：1。比例之悬殊，令人惊诧。

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京城一直扮演着“低分洼地”的角色。以嘉佑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

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

在清代，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京城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

正因为如此，有些考生就动起了异地考试的脑筋，冒天下之大不韪，到录取名额多的地方参加考试，以增加录取的机会，从而走上仕途改变人生命运。

但是，古代参加异地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唐代，法律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必须要在本人户口所在地报考。

因此，异地考试只能“暗箱操作”，不被他人所知道。如中唐着名乐天派诗人白居易就是异地考试的一员。白居易的祖籍在陕西，后来迁到陕西省渭南县下邦镇。

按道理，白居易参加考试应在渭南县，但是却在安徽宣城参加考试。为何白居易要冒犯法的风险？因为安徽的录取率要比陕西高。

在古代，也有违规异地高考不用受处罚者，用现在眼光来看，大概可以算作“开后门”。唐代大诗人王维籍贯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而他却在录取率最高的京兆府参加科举考试。

原因是他具有弹琵琶才艺，在一次偶然展现才艺的时候，令某公主陶醉。公主出面疏通关系，终于使王维能够如愿以偿“光明正大”地参加异地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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